国防工业政治行动委员会(又称国工委，它会迅速出名)声势浩大地进入政治金融这个松散而肮脏的领域。在近年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背后如此有实力。
它的种子基金来自芝加哥一个名叫米兹格的金融家，一个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人。他投入第一个一百万，这笔钱维持了大约一周。其他挥金如土的犹太人很快就被带了进来，不过他们的身份被公司和海外账户所掩盖。泰迪·梅纳德知道让一帮富裕的犹太人公开而有组织地向莱克竞选班子捐款的危险。他依仗特拉维夫的老朋友们组织纽约的金钱交易。
谈到政治，米兹格是个自由党人，可没什么比以色列的安全更重要。艾伦·莱克在社会问题上太温和，可他对建立新型军队极为认真。中东的稳定仰仗于一个强大的美国，至少在米兹格看来是这样。
一天，他在首都的威拉德酒店租了个套间，第二天中午他已在杜勒斯附近租下整整一层楼面。为了用最新技术迅速装备四万平方英尺的地方，他那些从芝加哥来的手下日夜忙碌于无数的细枝末节。他凌晨六点与律师兼说客伊莱恩·泰恩纳共进早餐，她凭借自己的钢铁般的意志和石油客户建立了华盛顿的一家大公司。泰恩纳六十岁，眼下被认为是首都最有权势的说客。吃着硬面包圈，喝着果汁，她同意以首笔五万美元的聘金出任国工委的代表。她的公司马上会派二十名助手和二十名职员来新的国工委办公室，她的一个搭档会全权负责。一个部门将专门负责筹款。一个部门将分析国会对莱克的支持，并且开始微妙的游说工作，获取参议员、众议员乃至州长的支持。这不容易，因为大多数人都已经声明支持别的候选人了。还有一个部门只做研究工作：武器装备、费用、新发明、未来武器、俄国人的改革——候选人莱克可能需要知道的一切事情。
泰恩纳自己将致力于从外国政府那儿弄钱，这是她的专长之一。她与韩国人关系密切，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他们在华盛顿的势力代表。她认识外交官、企业家，还有大人物。与力量增强的美国军队合作，没有哪个国家比韩国睡得更踏实了。
“我肯定他们至少可以出五百万。”她很有信心地说，“至少一开始是这样。”
根据记忆，她列出了二十家年销售额至少四分之一来自五角大楼的英法公司名单。她会立即从这些公司下手。这些日子泰恩纳很像华盛顿的律师。她十五年来没上过法庭，可关注着每一件华盛顿政界发生的有可能影响到她的世界大事。
眼前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选举一个无名的、最后一分钟才宣布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他眼下享有百分之三十的知名度，百分之十二的赞成票。可与其他在总统选举中转瞬即逝的骗子不同的是，他有数不清的钱。泰恩纳曾因选举或击败很多政治家而得到丰厚的报酬，她有毫不动摇的信念：钱总能赢。给她钱，她就能选举或击败任何人。
组建的第一周，国工委就以奔放的热情忙碌着。泰恩纳的人开始拼命工作，办公室一天二十四小时运转。负责筹款的人在计算机上列出一份详尽的名单，上面罗列了从事国防及相关工业的三十一万按小时计酬的工人的姓名，然后给他们寄去请求捐款的信。另一份名单是年薪超过五万的二十八万白领国防工业从业者，给他们寄的信口气有所不同。
寻求支持的国工委顾问们找到五十位议员，他们选区内在国防工业就业的人数最多。三十七位议员即将参加再次选举，这就使压力小多了。国工委将到群众中去，到国防工业工人和老板中去，并精心组织一场群众性的电话声援，支持艾伦·莱克和增加军费开支的行动。来自国防工业重点分布州的六位参议员在十一月会遇到强大的竞选对手，伊莱恩·泰恩纳计划与这六位分别共进午餐。
在华盛顿，大量的现金很快会引起别人注意。一个来自肯塔基州的新议员，属于四百三十五位议员中地位最低的一个，迫切需要钱在家乡进行一场注定要输的竞选。没人听说过这个可怜的人。在他的头两年任期中他根本没发过言，现在他的竞争者们在家乡找到一个有吸引力的人。没人给他钱。他听到传言，找到了伊莱恩·泰恩纳，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你需要多少钱？”她问。
“十万美元。”他畏缩着说，她可没有畏缩。
“你能支持艾伦·莱克当总统吗？”
“如果价钱合理我会支持任何人。”
“好！我们给你二十万并负责你的竞选。”
“全听你的了。”
大多数议员并不那么容易争取，可国工委在开张的头十天里成功地收买了八个人，全都是无足轻重的议员，他们与莱克共过事，挺喜欢他的。计划是在三月七日这个大超级星期二前的一到两周，把这些人聚集在摄像机前发表声明。人越多越好。
可是，绝大多数人早已答应支持其他候选人了。
泰恩纳逐一访问那些议员，有时一天三次与有影响力的人进餐，都是国工委付账。她的目的是让全城人知道她的新客户到了，有大把大把的钱，正支持一匹很快将脱颖而出的黑马。在一个谈话也是个行业的城市，她毫不费力就传播了这个信息。
费恩·雅伯的老婆没有事先通知就来到特朗博尔。这是十个月里的首次来访。她穿着旧的皮凉鞋、脏的细帆布裙、装饰着珠子和羽毛的宽松衬衣，脖子里、手腕上和头上挂着老嬉皮士的五花八门的廉价装饰品。她剪了小平顶头，腋下长着毛，看起来像六十年代的疲惫的难民，她也的确是这样。当听说他老婆等着见他时，费恩一点儿不激动。
她名叫卡门·托波斯基·雅柯比，一长串她成年后用做武器的名字。她是奥克兰激进的女权主义律师，专业是代表女同性恋者起诉工作中受到的性骚扰。每个客户都是与愤怒雇主斗争的愤怒女人。工作很难做。
她同费恩结婚已有三十年。结婚，可并不总住在一起。他曾与其他女人同居，她也曾同其他男人同居。他们刚结婚时曾与满满一屋子人同住，每周有不同的组合。人来人往。在六年的时间里，他们过着动荡的一夫一妻生活，生了两个孩子，都没有多大出息。
一九六五年他们在伯克莱的学生运动中相遇，两人都抗议战争和其他社会罪恶，都学法律，都忠诚于社会变革所需的崇高道德。他们勤奋工作，为选民注册，为移民工人的地位奋斗。他们在越南春节攻势时期被捕。他们用铁链把自己锁在红杉树上。他们同学校里的基督徒斗争。他们代表鲸鱼起诉。每次游行都能看到他们行进在旧金山的大街上。
他们酗酒，以极大的热情寻欢作乐，喜爱毒品，他们搬出搬进，到处和人睡觉，这都没事，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他们为墨西哥人和红杉树斗争。他妈的！他们怎么会是坏人！
现在他们累了。
她很尴尬，因为她的丈夫，一个跌跌撞撞爬到加州最高法院的出色人才，现在被关在联邦监狱里。他很高兴监狱在佛罗里达州而不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不然她会来得更勤。他呆的第一个监狱在贝克斯菲尔德附近，可他设法转了狱。
他们从不写信，从不打电话。她去迈阿密看妹妹，正好路过特朗博尔。
“晒得挺黑。”她说，“你看起来不错。”
而你像只李子一样萎缩了，他想。他妈的，她看上去又老又丑。
“过得怎样？”他问，并不真的关心。
“我工作得太辛苦。”
“那很好。”很好，她在工作，挣钱度日，这是她多年来时断时续干的事。费恩还有五年才能抖落脚上沾的特朗博尔的灰尘。他不打算回到她身边或加利福尼亚州。如果他能活下来(这是他每天都怀疑的事)，他会在六十五岁时刑满释放，他的梦想是找一块国内收入署、联邦调查局和其他以字母排列的政府恶棍们无法行使司法权的地方。费恩非常痛恨自己的政府，他计划放弃自己的国籍，移民到其他国家去。
“你还喝酒吗？”他问。他当然不喝了，虽然他有时从看守那儿要一小壶解解馋。
“我还很有节制。多谢。”
每个问题都是讽刺，每个回答都是反击。他真的想知道她为什么来。很快他找到了答案。
“我决定离婚。”她说。
他耸耸肩，仿佛说：“干吗费这个心思？”不过他没这么做，而是说：“这主意或许不坏。”
“我又找了个人。”她说。
“男的还是女的？”他问，非常好奇。现在没什么能使他惊讶的了。
“一个男人，比我年轻。”
他又耸耸肩，几乎要说：“那就上吧，老太婆。”
“他不是第一个。”费恩说。
“我们别谈这个。”她说。
费恩无所谓。他总是崇拜她旺盛的性欲和充沛的精力，可很难想像这老太婆能定期干那事儿：“给我文件，”他说，“我马上签字。”
“文件一周后到。这次是一刀两断。再说，我们现在也没什么财产可分。”
在他事业的巅峰时期，雅伯法官和托波斯基·雅柯比女士曾共同申请位于旧金山小艇停靠区的一所房屋的抵押贷款。加州律师害怕冒犯任何人，因此他们写的申请书措辞干巴巴的，抹去了一切沙文主义、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歧视老年人的暗示：申请书显示的财产与债务之间的差距差不多近一百万。
一百万对他们双方都无关紧要。为了保护森林和农田等自然资源，他们忙于同冷酷无情的伐木工人和农民开战。事实上，他们曾为财产的匮乏而骄傲。
在加利福尼亚州，家庭财产属夫妻共同所有，这意味着财产要大致平分。种种原因使离婚文件很容易签署。
有一个费恩永远不会提到的理由。骗局正在生钱，藏匿好的肮脏的钱，任何贪婪的机构都休想碰一碰。卡门女士永远也不会知道的。
费恩不知道怎么会从夫妻共有财产想到巴哈马的秘密账户，可他也不想找到答案。给他文件他会高兴地签字。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谈了谈老朋友。时间很短，因为大多数朋友都死了。他们说再见时，没有悲伤，没有悔恨。婚姻很久以来就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他们终于得到了解脱。他没有拥抱她，只是祝她一切顺利。随后他去了跑道，脱得只剩下平脚短裤，在太阳下走了一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