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离开德黑兰向南进发。
第一站应该到伊斯法罕(Isfaham),第二站到设拉子(shir.)和波塞波里斯(Pe、e卯lis),都是历史文化名城;下一站是向东拐,到克尔曼(Kerman),进入危险地区,一直到札黑丹(zahedan),乒衬主东就进人巴基斯坦。这一条行车路线,每站之间相隔五百多公里,大多是一天一站,全在伊朗高原上颠簸,其间辛苦可想而知;但焦心的是路途不靖,真不知会遇到什么麻烦。
日前问过一位在伊朗住了很多年的记者,有没有去过克尔曼、札黑丹一带,他的回答是:“这哪里敢呀,土匪出没地带,毫无安全保证。一家公司的几辆汽车被劫持,车上的人纷纷逃走,一位胖子逃不下来,硬是被绑架了整
整三个月。更惨的是一位地质工程师,只是停车散步,被绑架了八个月,他又不懂波其社合,天天在匪徒的驻使下搬武器弹药,最后逃出来时须发全白,神经都有点错乱了。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说是不久前。
开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点夸张,但读到此间伊朗新闻社的一篇报道,才知道事情确实有点严重。
报道所说的事情发生在今年十一月三日,也就是在二十天之前,地点是札黑丹地区。当地警方获得线索,一些毒品贩子将在某处进行钱物交割,便去捉拿。出动的警察是三十九名,赶到那个地方,果然发现五名毒贩,正待围捕,另一批毒贩正巧赶到,共四十五名。于是,三十九名警察与四十五名毒贩进行战斗,历时两个小时,结果让人瞪目结舌:警察牺牲了整整二十五名,只有四人活着!我和几个同伴反复阅读了那篇报道,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场战斗为何打成这个样子。警察缺少训练,在这些国家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那伙毒品贩子也太厉害了。另一篇报道则说,除了毒品贩子,那个地区的匪徒劫持外国人质,索要赎金极高。
现在,我们就在向这个地区进发。
即使终于越过了这个危险地带进人巴基斯坦,那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警告我们,那儿的情况比伊朗更严峻,有很大一部分区域不在政府严密控制之内。
当然,再远的事情更没法想了。例如已有消息,今冬喜马拉雅山雪锁冰封、寸步难行;如果改道继续向东,在云南入境,那么又怎么通过缅甸?连著名的Discov柳探险队也没有走通,原路而回。
由此想起,我们出发至今,无论是每天的报道还是我的日记,基本上都是“报喜不报优”。一是怕给人留下“危言耸听”的印象,二是麻烦未曾解决时不知如何来写,一旦解决了又失去了写的价值。结果给人的感觉是一路上消消停停,轻松自在。其实根本不是刀万回事。到出来才知道,以前旅行时早已习以为常的安全保证和诉求网络,在这些国家大多不存在。像我们这样一个在性质上只属于民间,在形态上却引人注目的车队,不寻求保护很危险,寻求保护更危险。
一些本来很遥远的传媒概念,如“极端主义分子”、“宗教狂热分子”、“反政府武装”、“扣押外国人质”、“制造国际事件”等等,虽非必定遇到,但肯定已从书报跳到我们近旁。文明的秩序当然也存在,但若即若离、时近时远,很难指望,也没有资格指望。
到了这里才知道,许多政府虽然对外态度强硬,对内的实际控制范围却不大,自己政府首脑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来保证我们?我们每天走过的地方属于什么势力控制,很不清楚,惟一清楚的是他们与国际社会长期脱离,什么也说不明白。
以往我们也会兴致勃勃地罗列自己到过世界上哪些地方,其实那是坐飞机和火车去的,完全不知道机翼下和铁道旁的山河大地,有极大部分还与现代文明基本无关。但是,我们研究古老文明的兴衰脉络,显然不能贪图现代交通的方便,而必然要去面对。
写到这里,不禁又一次为身边伙伴们的日夜忙碌而感动。每天奔驰几百公里,一下车就搬运笨重的器材和行李,吃一口肯定不可口的饭,嘴一抹就扛着机器去拍摄。哪儿都是.人生地不熟,也无法预料究竟会看到什么,镜头和语言都从即兴感受中来,只想在纷乱和危险巾捕捉一点点文明的踪迹。拍摄回来已是深夜,必须连夜把素材编辑出来,再由传送技师传回香港。做完这一切往往已是黎明,大家都自我安慰说“车上睡吧”,但车上一睡一定会传染给司机,我们的司机大多是领队、总务、摄像、技师兼的,昨晚也不可能睡足。于是就在浑身困乏中开始新的一天的颠簸。前面是否会有危险,连想一想的精力都没有。
我比别人轻松之处就是不会驾车,比别人劳累之处是每天深夜还要写一篇短文、一篇长文,写完立即传出,连重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只能把现场写作的糙析让读者分担了。好在我的读者永远会体谅我,这是多年的交情了,我心里最明白。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呀日,从德黑兰去伊斯法罕,夜宿A卜ba旅馆